克服市场失灵是西方近现代城市规划产生的基础理性和科学是其职业化的标志（。因此，克服市场失灵也就成为了城市规划干预空间资源配置的基本假设。而在中国“大政府、小社会”的背景下，社会与市场管理的行政强势依然存在，政治和专业精英们在城市规划的基本假设问题上形成了另一个高度统一的共识——创造美好城市。基于“克服市场失灵”假设下的规划，是一种基于问题导向的被动式规划干预，即对市场机制失效的领域（往往是公共领域）进行有限的干预；而基于创造美好城市”假设下的规划，是一种基于目标导向的主动式干预，即对符合“美好城市定义的领域进行广泛的干预。因此，与成熟的西方市场经济体制国家相比较，我国城市规划干预的领域更广泛、方式更主动、手段更趋行政化。

按照规划目标和实施手段在规划中设定的清晰程度分类，城市规划理论可以归纳为四种类型（表理性主义、方法论主义、渐进主义和乌托邦主义），但它们在实践中并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和排他性，规划者的能力就体现在能否恰当的论及其相关联的工作范式。根据此分类方法，中国城市规划理论基本属于乌托邦主义，规划往往讲述—个城市未来的美好愿景，但对于实现愿景的工具、手段的研究和陈述显得苍白而模糊，而这恰恰与“创造美好城市”的规划假设脉相承，基于目标导向和传统空间美学的空间范式长期以来占据主流。

西方城市规划发展史表明，并不存在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其思维模式和工作范式是根据城市在不同社会、经济、政治背景下的发展需求而不断演进的城市规划范式早已形成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局面，以严谨的指标体系建构和量化分析为主要内容的空间科学，正在不断丰富着城市空间认识论，并形成空间规划方法论的基础。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工具理性”在现代规划评随论中一直占有主流地位，即在清晰界定规划目标的基础上，设计一套评估方法并建立评估模型，通过定量分析度量规划目标的实现程度。科学、理性的规划评估，是规划根据现实情况对规划目标和实施手段加以优化组合和关联配置的有效手段。